从糖尿病治疗看“经方量效关系”

作者: 中医爱好者 分类: 药材方剂 发布时间: 2014-06-07 02:14

从糖尿病治疗看“经方量效关系”
仝小林(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仝小林,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内分泌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973计划项目“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主任委员。

各位同道,大家好。《伤寒论》这本书最让我困惑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经方的来源,经方是从哪儿来的?对这个问题钱超尘教授、冯世伦教授等发表了一系列非常有见解的论文,提出《伤寒论》其实源于《汤液经法》?第二个是经方的剂量,我们现在的教科书认为经方一两等于3克,这个剂量在临床,尤其是治疗疑难病、急重症的时候,我常会感到剂量不足;第三个问题是张仲景所论的伤寒到底是现在的什么病,是外感热病的总称、广义的伤寒,还是一种可能在当时流行的、具有《伤寒论》描述的特定演变规律的一种传染病?
十几年前,我在南阳开会,就把这三个问题提给钱老。现在,钱老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伤寒论》源于《汤液经法》。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经方的剂量,我们做了大量研究,也得到许多专家的指导。第三个问题——张仲景的伤寒到底是什么病,现在还没有定论。那么,这三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们对于理解经方,运用经方,用经方来治疗一些真正困惑现代医学的疾病,是躲不开的,是非研究不可的。
对这几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也和我“复杂”的经历有关。我在长春中医药大学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些很好的老师。教我们内科的是任继学教授,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读硕士的时候,跟随安徽的李济仁教授,就是新安学派张一贴的传人。读博士跟的是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在这些老先生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谈到对经方剂量的关注,是源自1983年我读硕士的时候看到的上海柯雪帆教授的一篇文章。那篇发表在上海中医药杂志上的文章,是关于经方剂量的,通过文献、出土文物的考证,柯雪帆教授提出经方的剂量不是现在教科书上写的3克,而是15.625克。我看到这篇文章后,特别吃惊。记得我77年刚进大学,我的一位老师陈玉风教授——也是溥仪的御医,给我们讲课,提到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方子中药物的组成,但我不告诉你剂量,你也治不好病。”对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看到柯雪帆教授的文章后,我想除了文献、文物考证,应该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经方的真正剂量。后来我跟随周仲瑛教授研究急性病——流行性出血热、流脑、乙脑、脑膜炎、腮腺炎、肺炎等,一直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始尝试用经方一两等于15.625克的剂量治疗一些急危重症。博士毕业,先后在中日友好医院中风杂病科、糖尿病科工作,研究过肾病,期间又去了日本几年,做全科,现在主攻糖尿病。临床上,我觉得治疗一些疑难危重症,小剂量很难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是在突破剂量后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这些年治疗糖尿病,我们做了很多尝试。糖尿病可以算是一个大内科、小全科,涉及到各个系统,尤其是在并发症出现后——比如糖尿病足涉及到外科、糖尿病眼部病变涉及到眼科等等。糖尿病是一个全科的疾病,治疗糖尿病也是个全科的实践,治疗糖尿病,往往需要针对其中难点问题进行逐一治疗。
第一大难点就是降糖。中医降糖,目前大家公认是处于辅助地位的,没法和西药比,更别提和胰岛素比。中药能不能降糖?对此,我们做了长时间的探索。在中日友好医院的时候,我经常向冯世纶教授请教中医治疗糖尿病的问题。中药降糖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认识问题,就是用消渴理论指导糖尿病的治疗;第二就是剂量问题,治疗消渴的方子在剂量上还是相对保守的。
对于用消渴理论治疗糖尿病治疗的问题,我觉得存在一个大的误区。《黄帝内经·素问·奇病论》里讲了一段话,说脾瘅发病的原因是肥美,是吃的太好了、长得太肥了,所以“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就是肥胖人才发这样的病。吃的太滋腻,产生肥胖,这样发生的脾瘅;“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其中关键的词是“转为消渴”,这个“转”字,就说明在消渴之前是脾瘅,脾瘅之前是肥胖。这种描述和认识可以说和现代的糖尿病很一致。过去我们认为消渴对应糖尿病,实际上消渴只是糖尿病的一个阶段,偏于中后的阶段。中日友好医院的杨文英教授曾经发表文章,认为糖尿病一旦出现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已经可以比较明确的说到了糖尿病的中后期。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古人看到的糖尿病是中后期。人肥肥胖胖的时候,是脾瘅,古人不认为是病,只有到了多饮多食多尿,而且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变得消瘦的时候,才认为是得了消渴。
消渴指糖尿病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消渴只是糖尿病的一个阶段,而且是偏于中后的阶段。消渴提到一个渴一个消,渴代表了三多,消代表了一少,古人看到的糖尿病中后期的更多一些,所以总结了“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的理论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刘河间根据这种理论,提出对应上中下三消的系列治法。这些都无可厚非,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现代诊治糖尿病,在早期甚至病未成形的前期,就已经发现,糖尿病不再根据“三多一少”来诊断,而是根据血糖。血糖稍稍高点,就可诊断为糖尿病。这个时候没有三多,也没有一少。我们做了一个5000多例的社区调查,真正有三多一少症状的只有13%,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糖尿病病人并没有出现“三多一少”。或者有些病人刚刚出现三多,血糖就被西药一下子压下去,不是持续的高血糖,就不会出现一少,就不会出现消瘦的过程。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肥胖患者发现糖尿病后体重减轻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持续的高血糖导致的消瘦,而是因为一发现糖尿病就开始节食,节食导致了体重减轻;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吃药,肥胖糖尿病患者首选的药物二甲双胍,有减轻体重的作用;还有的是通过锻炼。真正是因为渴而消的病人只占非常少的比例。
消渴是由脾瘅转化而来的,用治疗消渴“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的理论来指导脾瘅阶段的治疗,是不合适的。我临床上尝试过用治疗消渴的方剂来治疗糖尿病,降糖效果很不理想。回过头来探究《黄帝内经》讲脾瘅的理论,用中满和内热的病机治疗糖尿病,降糖的时候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这种病人多数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吃的太多了,所以中满,中满郁而化热,产生内热。“三多一少”,主要是由胃热造成的,由热导致气的消耗,由热而导致阴的消耗,到了一定程度,气阴两伤,最后可以发展为阴阳两虚,出现脾肾阳虚的症状。从这样一个过程来看,我们治疗的重点是釜底抽薪。比如这是一个锅,锅底烧着火,烧开以后跑气,水不断的减少。治疗的时候,是往里面添水呢,还是撤火呢?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就在这里。从“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的认识出发是要往锅里添水,补气补阴;而从根上去治,是应该撤火。我们使用一系列的方子,从早期到中期的治疗,都是针对中满和内热的。举一个例子:糖尿病前期的一个病人,我们用栀子干姜汤,栀子用30克的剂量,病人很胖,用决明子,用黄连,黄连也用到了30克。这个病人经过三个月以后的治疗,体重下降了7公斤,血糖也稳定了,空腹血糖从治疗前6.8降到5.9,餐后两小时血糖从10.2降到6.82,这个糖尿病前期的病例,重点从脾瘅角度治疗。
糖尿病不等于消渴。我们把糖尿病分为郁、热、虚、损四大阶段。郁的阶段,刚才已经讲了。热的阶段,用大柴胡汤,小陷胸汤,白虎汤加人参,大黄黄连泻心汤,葛根芩连汤,三黄汤等。内热炽盛用三黄汤(编者按:三黄汤与经方有关者有3方:一为见于《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的附方《千金》三黄汤,组成为麻黄、独活、细辛、黄芪、黄芩;二为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五的,组成为大黄、黄芩、甘草、栀子的三黄汤;三为见于《千金翼》卷十五,组成为大黄、黄连、黄芩的三黄汤。按文意此处当为第二方);偏湿热用葛根芩连汤,胃肠实热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承气汤;肺胃热盛用白虎汤,伤阴的时候用白虎汤加人参,痰热互结用小陷胸汤,肝胃郁热用大柴胡汤。我们用经方来治疗糖尿病热的阶段,从实热到燥热到湿热,到伤阴,几个阶段采用不同的方子。热的阶段好比屋子中间架了一口大锅,大锅里满满的盛着水,火先烧起来了,烧到水开的时候,气还没有跑多少,水也没有少多少,这个时候以三黄汤为主;到了水烧开一段时间之后,整个这个屋子里都烘热烘热的,大家可能都体验过桑拿,加水之后烘热,我们叫做燥热,用白虎汤,白虎汤的燥热可不是没有湿,像我们桑拿的时候,不断在火炉上加水,加水之后蒸发,湿气很重,整个屋子是烘热的,这个就是燥热,用白虎汤;到了气也跑的差不多了,水也少了很多的时候,就是白虎加人参汤。这个湿热的状态,是非常伤阴的,到最后会产生真正的阴伤,所以伤阴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在方子里头就用瓜蒌牡蛎散。瓜蒌用天花粉,牡蛎用生牡蛎。瓜蒌牡蛎散用的时候,是锅里面水已经很少的时候。加大剂量的生牡蛎,经常我们用到120克生牡蛎。天花粉主要针对于肺胃,用天花粉甘寒养胃阴。叶天士认为阴伤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津伤的阶段,用天花粉、麦冬等甘寒养胃阴;到了阴伤的时候,舌质干干的,红红的,真正是少苔无苔,当然也不至于萎缩,就是牛肉舌的时候,一定要用大剂量的咸寒滋肾阴的药物。如果是湿热状态很重,用葛根芩连汤。
举个病例:34岁的一个男性,糖化血红蛋白12.3,空腹血糖17,餐后28.25,这个病例没用过西药。在我们门诊,如果是初发糖尿病病人,或者是没用过西药的,只要不是酮症酸中毒需要马上去住院抢救,基本都先用中药治疗。到什么时候可能要用一些西药配合呢,这要看患者对中药降糖的反应而定。三个月以后,糖化血红蛋白一般都在6.5,老年人在7.0这样一个水平,如果没有达标,可能要配合一点西药。
我们治疗过的血糖最高的病人糖化血红蛋白19.1,是一个肥胖病人,胰岛素分泌很低,用纯中药治疗,我们用的主要药物:黄连30克,黄芩30克,乌梅和白芍。治疗糖尿病我们提出苦酸治甜的理论,主要是用苦药和酸药的配合来治疗糖尿病。在自然界苦的天然对立就是甜,你看我们现在治疗糖尿病的有效中药里,绝大多数是苦药,像黄连,黄芩,知母、黄柏,苦参,龙胆草,栀子等等,这些现代药理学证实非常有效的具有降糖作用的药物,多数是苦药,包括山萸肉总皂苷,都是降糖的药物。你尝一下总皂苷非常苦,我们原来认为山萸肉是酸味的药,但是提升到皂苷降糖的时候,还是一个苦药。我们称糖尿病为甜病,甜的天然的对立就是苦。除了苦,甜的天然中和剂是酸,我们炒菜的时候,醋放多了加一点糖,糖放多了加一点醋,这是生活里基本的规律。在糖尿病治疗的时候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经常用苦味药来对抗甜,用酸味药来中和甜。酸味药我们经常用乌梅、山楂,白芍、山萸肉等等。如果是失眠,经常用炒枣仁来配合。回头说这个肥胖的糖尿病病人,经过一段时间大柴胡汤的加减治疗后,空腹血糖17降到了五点几,餐后28降到了六点几,汤剂吃了三个月,血糖都下来了,就改成水丸,长期的治疗。一般我们治疗重症或者疑难的疾病,大剂量汤剂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前三个月重点在整体的调整,调整差不多之后,改成水丸,或者改成胶囊,巩固疗效,长期治疗。
你看这个患者胰岛素的变化,空腹3.45到20。这类糖尿病病人多数是属于肥、糖、脂、压几个方面都有问题,而且肥胖是根基。肥胖就像一个大树,这颗大树的树枝,可以是糖尿病,可以是血脂的异常,可以是代谢性的高血压,可以是高尿酸血症等等。它的治疗是以中满和内热理论来指导,不是以消渴的“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来指导。对于肥胖二型糖尿病,要从中满内热治疗,我们说“扬汤止沸,不若釜底抽薪”。在治疗的过程中,因为它是多系统的异常,糖代谢、脂代谢、嘌呤代谢紊乱等等,要考虑从根本上治疗,尤其是肥胖,从痰、湿、膏、脂、浊这些方面来考虑。
糖尿病到了并发症的阶段就是虚和损。由于火热耗气伤阴,消耗脏腑元气,慢慢就由实的阶段进入到虚实相兼阶段,又从虚实相兼阶段逐渐转为虚证,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幻灯上这个病人下肢剧烈的麻木和疼痛,几乎要跳楼自杀,没法睡觉,持续疼痛难忍,每天晚上能睡一小时左右,用大乌头汤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用制川乌120克。另一个病人也是50几岁,是重症的神经病变,我们给他用制川乌,从开始病变到现在,还在治疗,已经治疗了14个月了,14个月持续用制川乌60~120克,每个月都检查肝肾功能,血尿常规,没有出现何问题,原来推轮椅来,疼的无法忍受,很快——治疗不到两个月——疼痛明显缓解,现在疼痛基本消失了。原来脚底感觉有一个大厚垫,像一个大靴子,现在薄薄的一层纸,有明显的好转。我们运用川乌的时候,经常是15克开始,然后逐渐的加量,30克,45克,60克,90克,120克,慢慢加,一直加到他疼痛减轻为止。在煎煮上,按《伤寒论》的讲法,和甘草同煎,就是配甘草,配生姜。可以配白蜜——如果不是糖尿病的病人,重症的时候可以配白蜜,用蜜跟它一块煎煮。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是小火慢炖8小时。为什么要小火慢炖?原来我们有一个用川乌治疗的病例,开始在广安门医院抓药的时候,吃的很好,但是回老家抓药吃的时候,就出现了口麻恶心想吐,当时他到急诊去看,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这个病例就是乌头桂枝汤所描述的症状出来了,是一个轻度的中毒症状。后来他拿药给我们看,当地给他抓的是生川乌,当时我们用了60克,60克就出现了口麻舌麻欲吐的情况。所以我们想用8小时的煎法,七天的乌头一块煎8小时,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去,每天拿出1/7来和其他的药同煎,这样安全性就更有把握一些。《药典》剂量川乌是1.5克到3克,想治疗这种重症神经痛不会起任何作用。但是调理,比如平时头痛,1.5到3克,冲散剂可能会起点作用,但是真正在汤剂里1.5到3克我想治疗重症是起不了作用的。
黄连《药典》规定是3到5克。我们用葛根芩连汤治疗表现为舌苔厚腻的这种糖尿病病人,分成三组,一组是用按经方一两等于3克来做的小剂量组,大剂量组是按经方一两等于15克,中间设了9克组。葛根是八两,半斤,这个半斤按三克算是24克,葛根24克。黄芩9克,黄连9克,甘草我们用6克。按照这样一个比例。按我们考据的情况,经方的剂量绝对不是一两等于3克,可能在9到15克之间,是现在教材讲的三到五倍之间。现在我们正在做973,就是“经典名方量效关系相关基础研究”,大家可以多关注这个研究,除了我们临床研究这部分,还有药学的研究和文献的研究。
973临床,我们一共做了五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是葛根芩连汤,治疗以湿热为主的糖尿病;第二是大承气治疗肠梗阻,也是大中小剂量,看看到底在解决肠梗阻上各种剂量怎么样;还有一个是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肺炎;第四个就是用复方丹参滴丸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特别是眼底并发症,也把它分成三个剂量组,看看半年以后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最后是丹红注射液,治疗脑血管病的急性期,看不同剂量和效果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有三个汤剂,一个成药,还有一个注射剂,整体来看量效关系,看多大的剂量合适。
去年(编者按:指2009年)我们开了一次经典名方的量效关系研讨会,本来想开一个小范围的会。结果整个楼道挤的满满的,一天半的会议,大家都是站着听,所以今年(编者按:指2010年)我们在10月16号、17号,将举行第二次经方量效关系的研讨会,还会请到很多的大家来给我们讲座,就是在经方应用上,对剂量上很有体会的,像李可医生,还有很多像汪承柏医生,在治肝炎上有很大的突破。赤芍用到一百几十克,莪术也用到90克,非常的有突破,在治疗重症的肝病方面,还有河南中医大学非常有经验的用经方治疗的李发枝教授,还有黄煌教授等。
经方的剂量研究,现在是提高临床疗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些年研究方研究的比较多了,研究药比较多了,包括我们现在现代的中药药理研究也很透彻,唯独对于剂量,可以说还不足,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现在主攻的就是研究经方的剂量,量效关系。
比如我们治疗糖尿病的一些重症,像糖尿病的呕吐,就是糖尿病胃瘫,吃了就吐,多少年都这样。在过去来说“人无胃气则死”啊,早都应该去见上帝了,因为现在有静脉高营养,一直能够维持生命,这样的病人我们治了不少。我们用经方治疗的时候,以附子理中汤为主,附子大剂量,人参根据情况也可以大剂量,可以迅速的止呕,已经持续多少年的不吃不喝,脾气衰败了,胃气也衰败了,肾气也衰败了,这种情况,附子理中汤非常有效。
刚才我提到了剂量问题,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医生,能够参与到这个研究里边来,因为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可能量的突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现在《药典》的规定有一些不太符合中医临床实际的情况,比如说葛根,葛根在南方,就是当饭吃用来炖肉,有必要限制那么严格吗;山药,山药多吃一点也不会有问题,这种药食同源的药物做严格的限制没必要,超一点剂量就盖章。制定《药典》的时候以安全性为主,而不是以有效性为主,这样非常严重地限制了临床疗效的提高。我们开方的时候,经常是盖一大片的章,开一个四五味的药,可能有三四味都是盖章的,七八味的话五六味是盖章的,经常有这种情况,对临床医生来说是比较麻烦的。实际上《药典》应该对药食同源的药物区别对待,对于大毒的药物应该严格限制,但是常用的药物,剂量应该适度的放宽。我们研究的葛根芩连汤,大剂量组是葛根八两120克,黄芩三两45克,黄连三两45克,甘草二两30克,按这样的剂量进行的研究,三组研究现在做了五六十例,初步结果已经看出来了,小剂量,黄连9克的已经超《药典》了,《药典》是3到5克,降糖多数效果不明显,三个月的糖化蛋白多数变化不大,而大剂量的多数有效,糖化明显降下来,中间那个有效的和无效的差不多,有效的多一点,因为我们用的葛根是72克,黄连27克,黄芩27克,甘草18克。
可能有人会问方子里这么多的苦寒药,用三个月,不会苦寒伤胃吗?所以我们给他佐了一个干姜,干姜配合黄连以后就不容易伤胃了,苦寒伤胃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古人也认识到了黄连是可以降糖的,《千金方》里面已经描述了,黄连一天可以用一斤,频频饮服,来治疗消渴症。为什么后来就没有把这个大剂量的黄连来用于糖尿病,主要是苦寒伤胃的问题,包括栀子,苦参,都是苦寒伤胃的。所以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佐干姜解决苦寒伤胃的问题,只要你配伍好,就可以吃几个月的时间,胃不难受。
我们说《伤寒论》经方的特点就是药少而精,配伍精良,疗效确切。经方药少到什么程度呢, 50%左右的方子是少于四味药,90%的是少于八味药,这个情况真正能够看出来君臣佐使。现在我们一开方都是大方,十几味二十几味三十几味四十几味,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有五十几味药,君臣佐使如何体现呢?方子里各个药之间去打架,互相之间怎么样去反应都搞不清楚。所以经方的特点就是太精炼了,90%以上是少于八味药。用《黄帝内经》所讲的大中小方剂来看,《伤寒论》绝大多数都是小方,连中方都够不上,君一臣二是小方,三味药;君一臣三佐五,中方九味药,你看我们《伤寒论》90%都小于八味,连中方都算不上;什么是大方呢?君一臣三佐九,十三味药,在《内经》看来就是一个大方子了,我们现在的方子大都是超大方。广安门医院,平均各科一个月统计的平均一个方子18.26味药,我想其他的医院可能比我们也少不了多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经方剂量的错误是重要原因之一。桂枝汤本来一味桂枝三两,45克,或者我们按9克算的话,27克够用了,但是现在你用3克来算,桂枝9克,9克一般感冒可以治,但是重症感冒的时候效果就不行,效果不好怎么办?就加点荆芥吧,再不够加点防风吧,荆芥加9克防风加9克,凑到一块这个方子就十几味,每个药都不敢多用,每样一点点,不是以君臣佐使为主,而是以军团为单位,一个军团五六味,一个军团五六味,一组合二十多味。我觉得经方剂量出现错误是导致方子越来越大的一个根源。我们还是提倡用经方,今天大家这么多人都在关心经方。经方怎么用,剂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是一味地强调大剂量,治疗的时候是讲究策略的。在什么时候大剂量呢?急性病,重症,急危重症用大剂量。是不是从头到尾大剂量呢?也不是,要根据病情的变化,可能由大剂量转为中剂量,再转为小剂量。有些疾病,慢性病从开始就不需要大剂量,慢慢调就行了,一般慢性病的时候都不需要大剂量,配点水丸长期吃就可以了。
所以不是大剂量一贯到底,而是应该讲究治疗的策略。
比如前段时间治疗一个脑中风,大面积脑梗,84岁的患者,肢体瘫痪,痰特别多,腹胀如鼓。前面的医生给看了,但是五天没有大便。神志昏迷,痰热之象非常明显,治以清热化痰通腹,桃仁承气汤加一些化痰的药。大黄用了多少呢?起步就是30克。芒硝用了30克。84岁的老人,用芒硝30克、大黄30克有危险吗?危险是有,但是在给药上做文章可以避免危险。我们嘱咐患者一剂药分8次服用,1个小时服1次,用到什么情况停药呢?大便一通,立刻停药、换方,这样危险就少了。
我觉得《伤寒论》里的药物如果按15克换算的话,最可怕的有四味药:一是柴胡,最大八两;一个是大黄,最大六两;芒硝最大半斤;石膏最大用量也非常大。可不可以用这样大的剂量的呢?我认为在治疗急性病、重症的时候,用到这个剂量,问题不大,关键是给药的方式。我们在治疗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时候,遇到一个病人,非常重,发烧一个多星期,40度以上,神志昏迷,急性肾功能衰竭,一滴尿都没有,然后心衰,肺气肿,然后脑衰竭,神志昏迷,然后胃肠道衰竭。当时最重要的是要把体温降下来,把大便通下来,我们用药的时候,一方面解热,一方面通腹。通腹的药给他灌肠,大黄芒硝用的剂量非常大;口服降温的,我们一天之内喝2剂,上午一剂下午一剂,生地用到800克,石膏600克。怎么给呢?就是1小时给1次,插胃管,热从40度降到38度,减一半的剂量,从38度降到36度再减一半剂量,然后小剂量维持。治疗效果非常好,这个病例体现了中病即止,这也是治疗的策略之一。用中药的时候,对一些毒剧药,不是不敢用,不能用,而是一定要讲究使用的策略,对疾病要有很好的把握,到什么程度算中病,即减。如果不是大剂量起步的话,就很可能贻误战机,本来能救过来的病人很可能就会死。当年我们在治疗出血热、流脑、乙脑的过程中,用了很多经方,像膀胱蓄血症,狂躁,小便一点都没有,脑水肿,狂躁得我们有六个人都按不住。这个时候就用大剂量的桃仁、大黄。还有治疗肾功能衰竭,因为高热,尤其是老年人高热,舌质干红干红的,甚至根本吐不出来,一点津液也没有,伤肾阴,我们用猪苓汤,起步猪苓、茯苓都用120克。
最后总结一句。今天我讲了这些内容,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伤寒论》药物剂量的一些观点。谢谢。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