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揣》是《灵枢经》中很特别的一篇。说它特别主要是，在《内经》陈述自身医理过程中，《外揣》是涉及方法论的唯一一篇。一般的注释，都轻易地把这个内容放过去，而简单称为“思外揣内”。比较典型的解释是，这是中医作为“黑箱理论”的代表性观点。这里我并没有反对黑箱理论说法的意思，而且我也很长时间内都赞同这种说法。    

    但是我们在看原文的时候，会有些迷惑。因为，黑箱理论是说，至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么理解的，人体是个黑箱，我们从一端放进去一些信息，从另一端去看出来的是什么，以此来判断黑箱里面发生了什么。这是司外揣内。那么司内揣外是怎么回事呢？    
    翻察历代医家观点，着眼于“司外揣内”为多。《丹溪心法》对此就有发挥，而且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欲知其内者，当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形诸外。”有诸内者形诸外，这是多熟悉的一句话。套之黑箱理论也多取这一点。而对司内揣外，则很少言及。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试着理解一下。
     1、《外揣》之类的内容存在的意义；
    《外揣》问题的提出是黄帝向岐伯探询“九针要道”。“余闻九针九篇，余亲受其调（词），颇得其意。夫九针者，始于一而终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针者，小之则无内，大之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恍惚无窍，流溢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九针体系”是黄帝赖以建筑自身《针经》体系的基础，直接得自岐伯之传。在“亲受其词”之后，在《灵枢》中，黄帝根据这九篇文字不断向岐伯询问其中所隐含的深刻的奥义，并参合他人观点，加以明确，最终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写出了《针论》，至此也标志着《针经》的最终完成。于是黄帝传授给了雷公，要求他“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授”。而所谓《灵枢》（古称《针经》、《九卷》或《九灵》）是代表着黄帝学派的《针经》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按照岐伯的“九针之学”而展开，相反是以黄帝的发问为核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九针之学”只是流散在《灵枢》各篇之中的原因。但因为对“始于一，终于九”的天地大数的崇拜，所以，黄帝学派在成型自身的《针经》时，仍然是采取了汇集成九篇的格式（《九卷》、《九灵》）。那么黄帝所谓《针经》的内容，是比“九针之学”丰富出不止一倍的内容的。而要明白黄帝学派的观点，就必须从“九针之学”出发，以《针论》为终结，看一看，黄帝究竟增加了什么和改变了什么。《外揣》实际上与其他类似文字一样，与其说是作为晓畅“九针”思想而存在的，毋宁说是为晓畅黄帝《针经》思想去服务的。“九针体系”原本是没有那么博大精深的，“余以小针为细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为过针之意矣。”但因为针经的需要，九针思想变得丰富起来，这就是，黄帝借与岐伯的对话而说的“夫子之言针甚骏。”而使一种技术达到“小之则无内，大之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恍惚无窍，流溢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的境界，就非要为其找到藏在技术后面的“道”不可，否则变难以完成借助一种针法而构筑起一个完整的医学体系的任务。而《外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存在的。所以《外揣》所论的已经不是九针的问题了。否则，在“九针体系”里的“九针之玄，要在终始”就已经回答清楚了。也就是说，在《外揣》黄帝提出的不仅仅是九针的问题，而是整个医理的问题。   
    2、阴阳之极，天地之盖。如果深入考察“九针体系”，你会发现，它是一种着眼于刺法的技术体系，这种技术体系显然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应用广泛。但在九针体系当中最为关键的技术上问题上，缺乏足够好的医学理论作为支撑。这几个关键问题分别是，“空中之机，清静而微”，因此机道难知？这是第一个关键性问题；“神属勿去，知病存亡”，而存亡难知？病到底好了没有，这是第二个关键性问题；“泻则益虚，补则益实”，而虚实难知？这是第三个关键性问题。第一个关键性问题涉及气血多少，气血运行的规律（顺逆），气血与脏腑的关系；第二个关键性问题涉及如何判定疾病的产生、以及预后，如何判定正邪之分以及生死之分；第三个问题，则涉及疾病（邪气）与正气的性质、对比。这些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种刺法的问题，而全部是医学的根本问题。而要把这些问题统统解决掉，就需要一门专门的学问——医学不可。而医学，首先是生命学，是人“身”之学。在同一时期，恰好有一门学问在这一领域做过最深入的探讨，那就是以阴阳、天地化生万物来探讨万物之情的《易》学。也就是所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汉书．艺文志》）这里最有趣的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对照“近者，司内揣外，远者，司外揣内”，你会发现，《内经》中的这句话，几乎就是脱胎于《易》而来的。取诸身以揣外，取诸物以揣身，《内经》所完成的在我看来就是以术数之学入诸身，入诸针法，而构建起一个医学的大厦！   
    3、内经之道。 于是，岐黄问难就是围绕着这一思想展开了九针的全面升华之旅。
 一是，借助自然物理。《灵枢．逆顺肥瘦》：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针道于夫子，众多毕悉矣。夫子之道应若失，而据未有坚然者也。夫子之问学熟乎？将审察于物而心生之乎？”
这里黄帝关心的是岐伯“针道”的由来，是得自某种传承，还是来自于对事物的审察后感悟的。岐伯回答的时候引用了“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并强调，建立“明法、度数、检押”是构成一种可以传播的“道”的标准。而医学形成的标志，就在于能够，借助自然的顺逆，形成容易掌握的技术。针刺技术的秘诀就在于通过掌握人体内气血的规律，从而得以获得把握自然的力量。这就是九针刺法的核心，迎随补泻的秘密。即所谓“临深决水”和“循掘决冲”。
黄帝曰：“愿闻自然奈何？”
岐伯曰：“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
黄帝曰：“临深决水，奈何？”
岐伯曰：“血清气浊，疾泻之，则气竭焉。”
黄帝曰：“循掘决冲，奈何？”
岐伯曰：“血浊气涩，疾泻之，则经可通也。”
二是，守一勿失。《灵枢．病传》：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火芮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
这里黄帝关心的是，九针针法，与其他诸方之间的关系。这里从分类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内经》的概念中，所谓刺法，也是被称为方的。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医学是归于方技一类的。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暧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这四种分别是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导引、行气、乔摩”是神仙的内容，书有《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之类，“灸熨、刺火芮”等是医经的内容，“饮药”则是经方的内容。对在这些不同的方书介绍的方法，岐伯的观点是“诸方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而黄帝很是认同，并称“此乃所谓守一勿失，万物毕者也。”无论哪一种技术，其背后的医理恐怕才是最为关键的内容。也就是黄帝所追问的“阴阳之要，虚实之理，倾移之过，可治之属，以及病之变化。”这就更加明白说明了，关于“九针体系”的这些阐发是与各种医疗技术相关的总的医学之道。
 三是，浑束为一。《灵枢．外揣》：黄帝曰：“余闻九针九篇，余亲受其词，颇得其意。夫九针者，始于一，而终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针者，小之则无内，大之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恍惚无穷，流溢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
一种复杂的技术以及庞大的医学知识体系，只有能够找到浑束为一的方法，才能够被容易的把握，并施用。这种执简御繁系统，就是所谓道。《黄帝内经》以其《素问》与《灵枢》两本之和竭尽全力是要弥合重塑的恰好就是这一博大的体系。
而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发明就是关于脉学体系的构筑。可以说，正是借助脉学体系的构筑才使得前面所提及的一切针刺的医理问题得到全面贯通，使得人体得以外内相应，于是“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

 关于脉，恰好岐伯有段话可以加以互证。“岐伯对曰：六合之内，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期而相失，如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时。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是故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持脉有道，虚静为宝。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内者，按而纪之；知外者，终而始之，此六者，持脉之大法也。”脉是天地阴阳易理切入的关键，脉是沟通内外脏腑的关键通道，脉象是关联声色化用五行的信息，脉是施用针刺的依据路径。所以说“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阴阳也。”
                                                                        （芃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