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药剂量问题(朱炳林)
不传之秘在用量
中药剂量的问题,一直缺乏一致的标准,清代医案上即可见“用药轻巧”,各药不过一二钱,有的甚至别出心裁,一般药材用根,名医偏偏用花,为求轻巧之至,无所不用其极,若问“根”“花”有何不同,却说不上来。
目前在台湾,“经方派”用药不过三钱,组方少则三味;而“恽派”动则过两,组方多则三四十味,却都有一定的疗效,此当中有何微言精义,外人单看处方不可而知,可待后世智者研究矣!
我读叶天士、徐灵胎诸名家医案,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但也有一事不得其解:诸家之医案为何都不曾留下药物用量?连秦伯未先生辑《清代名医医案精华》时,为求一律,也将用药分量概行删除。难道用量无关紧要,没有留传之价值?难道用量乃不传之秘,诸家著书立说尚有保守?莫非如《吴医汇讲》所说,“不以分量明示后人者,盖欲令人活泼泼地临证权衡,毋胶柱而鼓瑟也”?
不管怎么说,辨证论治,环环相扣,一环都不可疏忽。即使辨证准确、论治周全、选方独到、用药精纯,而用量不达,亦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也断无佳效。清朝陈颂幕先生治一肿胀病人,予金匮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八分,附子一钱,甘草一钱二分,无效。邀吴鞠通先生治之。吴认为陈氏辨证不误,此病确属阳虚水停,选方用药也精纯不杂,取麻黄发表,附子扶阳,甘草和中。之所以无效,是用量不够。吴氏改麻黄为二两,熟附子一两六钱,炙甘草一两二钱,才取得较好疗效。(《吴鞠通医案》)重庆陈源生之母患巅顶剧痛,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时欲作呕,陈予吴茱萸汤治之,不料药后病增而吐剧,为此求教于其叔祖父陈济普。陈济普先生认为辨证无误,方亦对路,药后无效,在于吴茱萸的用量过重,减其半,并加黄连五分以制之,便一剂而安(《名老中医之路》)。从这一古一今两则医案看,用量过与不及,都不足以祛病。
古今名医,在精通药性、药物归经、四气五味的同时,没有不在用量上细加摸索的。 1984 年冬,全国不少专家学者聚会沧州,探讨张锡纯学术思想,对于张氏敢于实践验证,毫不保留地将药效体验的独得之秘公诸于世之精神,无不交口称赞。例如,甘遂专于行水,攻决为用,乃泄水之圣药,但其气寒而有毒,要发挥它的作用,必须掌握好用量。那么,甘遂的用量多少才合适呢?张氏决定试试,曾一次嚼服 3 克,未曾瞑眩, 只是连续泻下十多次,最后所食水谷尽出,但无其他异常现象,始悟甘遂的通利降痰之力,数倍于芒硝、大黄,一般用量可由 1.5 克增至3 克,并无危险。
又如石膏,张氏谓“治外感有实热者,直同金丹”,其用量,轻证必用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用至三、四两。再如用麻黄发表,张氏在沧州时,至多不过四钱,后南游至汉皋,才用二钱;迨北至奉天,有用至六钱始能出汗者,“此宜分其地点之寒热,视其身体之强弱;尤宜论其人或在风尘劳苦,或在屋内营生,随地随人斟酌定其所用之多寡,临证自无差谬也。”(《医学衷中参西录》)毋怪乎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申明:“凡治暴寒病,胸中茫无真见,虽用辛热,或以渐投,或行临制,时不待人,倏然而逝,医之罪也。”是有深意的。
岳美中先生说过:“不理解组方的原意,不掌握药物的配伍和用量上的精巧之处,就是原则不明。失去了原则性,则谈不上灵活性。”(《岳美中医话》)方剂用量上有精巧处,这真是见道之言。试想,如弃用量不管,那么,同是大黄、枳实、厚朴三味药物组成的方子,何以区别其为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抑或厚朴大黄汤?一旦掌握了各自的用量,其攻下、除满或开胸泄饮之主治就不会张冠李戴,桂枝汤中的桂枝、白芍是等量的,如白芍用量重于桂枝,就变为桂枝加芍药汤;而桂枝重于芍药,就是桂枝加桂汤了,方不同,主治不同。小青龙汤中的干姜、细辛、五味子应等量使用,桂枝、芍药于疾病初起时可等量,病久渐虚,应芍药倍于桂枝,取小建中汤意。
完带汤是治白带的要方,其药物用量甚巧,白朮、山药各一两,白芍五钱,人参、车前子、苍朮各三钱,甘草一钱,而陈皮、荆芥、柴胡只用五、六分。这种重达一两,轻不及钱,用量悬殊,正是傅青主寓补于散,寄消于升,动静配合,相反相成的组方经验,用此方如不按此方用量,则难收利湿止带之效。
类似完带汤这种用量奇特的例子,《石室秘录》中也有一方,药为白芍三两,当归三两,萝卜子一两,枳壳、槟榔、甘草、车前子各三钱。裘沛然先生治一赤白痢患者,在一系列治痢正规方失效情况下取用此方,没想到仅两剂便使日夜登厕近百次已臻危殆之患者得以病除。(《壶天散墨》)
张仲景芍药甘草汤的芍药和甘草是等量的,刘渡舟先生的经验是芍药甘草用量 2:1 方有好疗效。据报道,加味生化汤可治子宫肥大,但当归、川芎、桃仁、炮姜、炙甘草、益母草、荆芥七味药中,如不知重用炮姜与炙甘草,便无明显疗效。中药用量真是一门颇深的学问,恐以毕生精力都不能穷尽其奥秘,著名中药学家叶橘泉先生早年提出的关于药量问题“希望有专人研究讨论之”,(《名老中医之路》)足见其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