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兵家与中医的关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兵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医药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医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故古之名将，大多通医；人体健康状况，瞬息万变，恰如战场形势变化，故古之良医，多从兵家汲取智慧，有用药如用兵之说。

兵家对中医药的重视与促进

兵家思想以战争为核心，凡是影响战争结果的因素，都是兵家的关注对象。中医药是古代战争中影响胜败的关键因素，也格外受到兵家的重视，在历代兵法中多有论述。军医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保障军队健康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

古之名将多通医

医药是军队后勤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古代的军事家对中医药都非常重视。

首先，中医药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战场之上以命相博，士兵的疥癣之疾都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进而决定战争的胜负。《庄子·逍遥游》载，吴越争霸时期，因为冬天寒冷潮湿，吴国士兵的手经常皲裂，影响战斗，被越国打败。有人知道这个情况后，花费百金从宋国买来治疗手足皲裂的药方（不龟手之药），献给吴王。治好战士的手足皲裂后，这个人带领军队打败越国，获得吴王的丰厚赏赐。中医善于调理，使人体获得最佳的状态，自然也会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平时期，运动员喜欢拔罐、针灸、推拿等中医特色疗法，用来缓解运动劳损带来的伤痛，提高运动成绩。

其次，中医药可以提高将领的威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为将，军中士兵有患有疽痈的，吴起会亲自用口将其中的脓液吸出来，促进痊愈，他因此赢得了崇高的威信。元末明初胡奎《吴起》：“将军自吮疽，士卒甘喋血。击秦拔五城，魏侯尚功烈。”《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齐景公之将军司马穰苴体恤士卒，亲问饮食疾病医药，使全军将士斗志高昂，争相赴战，因此逼退晋国，成为一代名将。

第三，中医药可以治疗战争伤员。古代的每次战争都会产生大量伤员，如果救治不当，因伤致死人数往往远大于直接死于战场的人数，所以兵家都非常重视医药。宋末元初方回《赠医士清溪居士丘通甫》：“所交者谁龙虎骧，真李临淮郭汾阳。军门出入一药囊，精兵十万无金疮。”从诗中可以看出，李临淮（李光弼）、郭汾阳（郭子仪）这些名将都很喜欢和医生交游，以期最大限度降低因伤致残、致死人数。

“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卓越的军事统帅懂得医术，能第一时间妥善治疗受伤将领，为最终胜利赢得人力资本。成吉思汗善于用牛腹治疗重伤将领，并取得神奇疗效。《本草纲目》载：“按《元史》云：布智儿从太祖征回回，身中数矢，血流满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之牛腹中，浸热血中，移时遂苏。”

第四，中医药甚至可以扭转战局。军队人员密集，常转战千里，易发生疫病。一旦瘟疫在军中爆发，军队会丧失战斗力，在战争中失败。重视医药的将领往往能及时止损，最终取得胜利。东汉初年，交阯女子徵侧、徵贰造反，马援奉命平叛。由于当地湿热，下潦上雾，毒气重蒸，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眼看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危急关头，马援发现当地的优质薏苡可以治疗瘴疫，于是推广应用，最终战胜疫情，获得胜利。《后汉书·马援传》载：“初，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东汉延熹五年，羌人叛乱，皇甫规奉命平叛，适逢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皇甫规乃亲入庵庐（战地医院）探视，送医问药，巡视将士，三军感悦，军威大振。羌人看到这种情况后，便遣使投降。

如果将领不重视医药，则坐看疫情传播，最终兵败。曹操虽然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但不重视医药，和医生的关系也很不好。208年，曹操杀害孔融，因太医令脂习为其收尸，曹操便将他免官收监。同年，华佗因给曹操治病时有所怠慢，被无辜杀害。也是这一年，曹操发动赤壁之战，因军中疫病流行，没有进行有效治疗，大败而归，丧失统一天下的有利时机。《三国志·武帝纪》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吴主传》载：“公（曹操）烧其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古代兵法重视中医药

兵法是古代兵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对能影响战争结果的中医药也非常重视。

《六韬》载，军中有“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发现有记录疾病统计、医护人员出勤和军队负伤人员的竹简，可看作当时军医的工作记录。史书中记载的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还记载了军医配制名额。

《六韬》载：“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视，鞭之。”《司马法》载：“敌若伤之，医药归之。”说明军队的医疗活动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确保战争伤员能够得到有效救治。《孙子兵法》载：“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认为从安营扎寨到日常训练，都要预防瘟疫，注重养生，军队中没有疾病，才能打胜仗。唐朝李靖《卫公兵法》载，将领每三天必须巡查本部军士的饮食和劳逸情况，恤疾苦，视医药，对伤病员医疗失职者，处以杖刑或徒刑，严重者处斩。

宋代许洞《虎钤经》开我国军事医学之先河。该书认为驻扎卑湿之地、水土不服及饮食不宜是军队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预防，如调整军队的驻地，配制药物发给战士等。在疫情严重时，太医局要派遣医官治疗。书中摘录了时气疫方、霍乱吐泻方、山瘴疟方、温疟方4首，手足皲瘃血出方、手足皲瘃方、手足冻裂方、手足冻裂成疮方、手足指节皲裂欲坠落方5首。金疮是战争中最常见的疾病，书中载治金疮方13首，并记载了金疮八忌、九不治和四绝症。明代茅元仪《武备志》继承和发展了《虎铃经》的军事医学思想，记载了更多的治疗金疮、疫病的方剂，还记载了许多解毒方面的急救方。

军医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

军医往往具有高超的医术，除给伤员治病外，也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与项羽隔广武涧而语，项羽伏弩射中刘邦胸部，军医成功解决了大出血、气胸、感染等医学难题，使刘邦迅速康复起来。淮南王黥布叛乱，刘邦再次被流箭射中，这次刘邦拒绝治疗，最终导致丧命。《汉书·窦田灌韩传》载：“（灌）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说明当时军队中医药的精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虽是一名普通军医，但也取得了良好疗效。《魏书·长孙道生传》载，北魏名将长孙子彦骑马导致胳臂骨折，肘部的骨头突出一寸多长，军医开肉锯骨，流血数升，将其治愈。《晋书·刘曜载记》载，刘曜与石勒交战被俘，被疮十余，通中者三，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后因他不愿投降，才被杀死。这些史书都从侧面记载了军医技术的高超。

兵者被称为诡道，虽然现存的古代军事医学著作较少，但仍对中医药的发展有巨大促进作用。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刘涓子鬼遗方》现存5卷，是我国最早的中医外科学专著。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疮外伤跌仆方34首，书中所载内治清热解毒、补托生肌，外治排脓生肌、敷以膏药等方法，为后世医家普遍采用。金元著名医家张从正、罗天益等都担任过军医。在罗天益《卫生宝签》书中，记载了在军中治疗疾病的情形，如用辰砂丹、白术安胃散治疗军中疟疾，透罗丹治疗痰实咳嗽等。

清代罗世瑶著《行军方便便方》3卷，汇辑军中所用各科验方684首，以外伤、解毒、急救方为主，非常实用。《军中医方备要》主要为外科急救方、外伤及军中常见传染病的防治方剂，包括多首治疗枪炮伤的方剂，反映出清代军队医疗技术的发展。

更多的军事医学技术流入民间，被历代医学家收录，成为济世救民的利器。如《汉书·艺文志》载有《金创瘛疭方》30卷。葛洪曾任将兵都尉、伏波将军，他的《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虏疮、炭疽、沙虱、虏黄病等军中常见传染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并确立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原则。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总结了前代军医的成就，指出金疮后感染破伤风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创口长期不愈合是由于内有坏死组织或异物，金疮缝合不当，会导致营卫不通，留结为痈等。这些著作都吸收了军医的实践经验，进行归纳总结，进而成为指导中医治疗外科疾病的法则。

中医药对兵家思想的借鉴与吸收

兵家文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受其影响，中医药文化中也有颇多兵家元素。医家从兵家思想中吸取智慧，用于人体疾病的治疗，有用药如用兵之说。

中医药文化中的兵家元素

将军是国家之腹心，三军之司命也，在中医药中，也有诸多“将军”。孙子说：“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将军必须谋虑深远，计划周详，才能实现“未战而庙算胜”。肝主谋虑，因此也被称为将军之官，《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主藏血，当人们深谋远虑，筹划谋略时，需要肝气的升发和肝血的供给。同时，肝为刚脏，有刚强、燥急的生理特性，也与将军相似。

一些中药，因药性峻烈，有将军之名。华佗弟子李当之《药录》称大黄为将军，清代赵瑾叔《本草诗·大黄》：“大黄猛烈号将军，直导长驱效最神。”硫黄能攻毒杀虫，也有将军之号，李时珍说：“其含猛毒，为七十二石之将，故药品中号为将军。”张景岳将附子、大黄并称良将，《本草正》载：“人参、熟地者，治世之良相也；附子、大黄者，乱世之良将也。兵不可久用，故良将用于暂；乱不可忘治，故良相不可缺。”牛黄归心、肝经，能清心凉肝、豁痰开窍，也有将军之名，清代张望《古今医诗·牛黄》：“牛黄君主将军官，化热利痰精力完。贼风中脏引风出，痘疮黑陷有乱言。”蜣螂入药，有破瘀、定惊、通便、散结、拔毒去腐的功效，因外形威猛，有铁甲将军、夜游将军之名，李时珍说：“深目高鼻，状如羌胡，背负黑甲，状如武士，故有蜣螂、将军之称。”明代沈应旸《药性诗诀·蜣螂》：“蜣螂需之疗㿗痃，小儿惊痫亦良方。研贴疔疮毒可散，敷出箭镞利战场。”在一些地方，大蓟、白头翁等植物也被称为“将军草”。

项羽破釜沉舟，楚军无不以一以当十，呼声动天，大破秦军，诸侯惴恐；韩信背水列阵，汉军皆殊死战斗，奋勇杀敌，大破赵军。张从正（字子和）认为疾病是由病邪加于人体而形成，治疗疾病首先应攻去病邪，然后元气自然恢复，并扩充了汗、吐、下三法的运用范围，形成了以攻邪治病的独特风格，被后世称为“攻邪派”的代表。张从正攻邪祛病的理论，恰如兵家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因此他又被称为“老将”，元末明初吕复在《诸医论》中说：“张子和医，如老将对敌，或陈兵背水，或济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后生。”

中药之中，还有诸多“兵器”。大戟是常用的峻下逐水类中药，射干是常用的清热解毒类中药。天麻是常用的息风止痉类中药，因其茎似赤箭杆，古人称之为赤箭。与箭有关的中药还有鬼箭羽、鬼羽箭、开口箭等。石菖蒲是常用的开窍类中药，因叶子如剑，又名水剑草、剑草，清代赵瑾叔《本草诗·菖蒲》：“质坚节密喜菖蒲，绿剑真人别有呼。”

用药如用兵

由于医生治疗疾病与将帅战场用兵的高度相似性，自宋代以后，社会上逐渐形成了“用药如用兵”的说法，文学家、兵家和医学家都有相关论述。

宋代邵雍《感事吟又五首·其二》：“用药似交兵，兵交岂有宁。求安安未得，去病病还生。”诗中以用药似交兵为喻，说明人的健康不能完全依赖医药，要注重养生与德行的培养。杨万里患伤寒，经医生调治而痊愈，作《罢丞零陵忽病伤寒，谒医两旬，如负担者日远》：“料病如料敌，用药如中的。淮阴百战有百胜，由基百发无一失。老唐脉法明更高，阅人二竖可得逃。”诗中赞扬医生唐公亮医术高超，诊断用药，如韩信用兵百战百胜，养由基射箭百发百中。李曾伯《题张医谕活庵》：“用药如用兵，命医犹命将。医良则身安，将良则师壮。”诗中赞扬良医如良将，可使身体安康。文天祥以用药如用兵为喻，希望自己能像良医一样，为天下致太平，《彭通伯卫和堂》：“理身如理国，用药如用兵。人能保天和，于身为太平。”

其后用药如用兵成为诗中常见典故，如明代吴宽《题石田古松图谢周月窗治陈宜人病》：“人言用药如用兵，须凭指下难隃度。”明末清初成鹫《自春迄夏，抱疴东林，承豫章熊剑文惠药得差，赋此致谢兼送其行》：“医王用药如用兵，多多益善还益精。”清代袁枚《湘山子四十岁索诗》：“用药如用兵，决战鬼门鏖。”

赵宜真经历过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的社会局面，对军事和医学都有相当的了解，对用药如用兵也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秘传外科方》中说：“夫医官用药，如将帅之用兵。谚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决胜者，良将也；决效者，良医自胜；虽有千万无良医，则药不能自效。尽良将必得兵而用之，良医必得药而用之。良将之威，以能用奇兵而胜敌；良医之功，以能用奇药而愈疾。用兵用药，当先求其良将良医而用之。”

清代名医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专列“用药如用兵论”，认为医家可以汲取兵家智慧，用以指导临床用药，让患者早日痊愈，并且明确指出：“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袁枚作《徐灵胎先生传》，认为徐大椿治病用药，有周亚夫之风：“其用药也，神施鬼设，斩关夺隘，如周亚夫之军从天而下。”

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锡纯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拓展了药物的临床应用范围。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说：“尝思用药如用兵。善用兵者必深知将士之能力，而后可用之以制敌；善用药者亦必深知药性之能力，而后能用之以治病。”

兵家对用药如用兵之说也非常认同，明代尹宾商《兵垒》说：“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厥疾弗能瘳也。”清代邓廷罗《兵镜备考》说：“救乱如救病，用兵犹用药。”

兵家与医家的互鉴与汇通

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医讲究上医治未病，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二者具有同工异曲之妙。出自《鶡冠子》的扁鹊三兄弟的故事，更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魏文王问扁鹊三兄弟谁的医术最高，扁鹊说：“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说：“我大哥治未病，故名不出于家。二哥治病于病情初起时，故名不出于闾。我治病于病情严重时，故名闻诸侯。”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医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全身，内脏的病变，也可以通过目察、耳闻、鼻嗅、口问和触摸按压等反映出来。只有将望闻问切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系统地了解病情，作出正确判断，为辨证治疗打下基础。四诊之间不能相互取代，否则便得不到全面详细的资料。

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将四诊所收集的病史、症状和体征，通过缜密地归纳、分析、综合，找出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病机、正邪盛衰等情况，判断疾病为何种证，然后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有的放矢，才能药到病除。病无恒证，随证治之能获效；病有万变，良医病变化而调整治疗方案。

兵家以人为本，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中医以肾为先天之本，强调保精护肾。肾精充足，则精力充沛，体健神旺；肾精衰竭，则百病丛生，未老先衰。孙子说：“带甲十万，千里馈粮”，中医认为脾为仓廪之官，气血生化之源，临床强调顾护脾胃。脾胃得养，则精气充盛，身体强健；脾胃失调，则劳倦气衰，羸弱多病。兵家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中医以扶正祛邪为核心。兵家有三十六计，中医有八法、七方、十剂。如此等等，不可胜数。

历史上最能将兵家思想与医家思想融会贯通的，则非张景岳莫属。张景岳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张景岳初学万人敌，得鱼腹八阵不传之秘，青壮年时期投身军旅，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几乎亲身参与了明朝中晚期所有对外军事活动。由于壮志难酬，家贫亲老，中年以后肆力于医学，著《景岳全书》64卷。

张景岳把古代的军事辩证思维运用到治病当中，认为用药如用兵，从八阵图的排兵布阵原则获得灵感，将临床组方原则总结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古方八阵”中选录历代方剂1516首，“新方八阵”录张景岳自创方剂186首，如左归丸、右归丸、玉女煎等，为后人称道。

医药是古代兵家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因此十分重视军队医药建设，军医反过来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兵家思想富赡，逻辑缜密，中医善于从中汲取智慧，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中医药文化中闪烁着兵家元素，用药如用兵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兵家文化与中医药文化互相交织融合，互相促进发展，共同成为中华文明中的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