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分访各方 反应良好
 
我们坐在马车上，谈论请愿的对象，着重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对卫生部暂时决定搁置不理会。先行谒见行政院院长谭延。我们还没有开口，谭院长已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说时他还伸出手腕，要我们团长为他诊脉处方，当时即由谢老师为他诊治，诊毕，谢老师一边唱药味，由我一边执笔缮写，到了次日，各报都把这张方子全文刊登出来。

 
我们谒见于右任院长，于老说得更轻松，他说：“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尚一样。”他是最赞成中医的。
 
这两位首长接见我们之后，为时已是下午二时，我们就在夫子庙六朝居随便吃了一些干丝烧饼之类，急急乎又到小石桥街林森(子超)公馆拜会，那时他还没有做主席，但隐隐在政局中是一位主要人物。到了那边，原来是一所很简陋的古老屋子，叩门后，有一个老家人来开门，又有一条很大的狼狗跟出来，我们都有些害怕，陆仲安似乎很熟，用手拍拍狼狗的头，它就非常驯服，带着我们走了进去，林公子超已立在厅中等候，满面春风，和蔼可亲，并且说：“欢迎你们来谈谈，我有福建带来的好茶叶，请你们来品尝一下。”

我们正在诉述废止中医案的事情，林公说：“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搅出来的，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件事情。昨天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现在中央正在拉拢四川归附。所以这个电报，力量大得很，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林氏说罢之后，请陆仲安诊脉，因为他是有气喘病的，陆仲安向来是自己用钢笔开药方的，药方写毕，林氏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闲聊了一小时，大家就握别了。
 
我们到财政部，没有见到部长，到考试院见到了戴季陶院长，听戴氏说：“你们这件事，卫生会议尽管通过，敢说是绝对不会实行的，你们放心好了。不过希望你们在行动方面，不要太过激烈，根据镇江来的消息，你们乘的火车经过镇江，车站欢迎的许多人拥入月台，站长因为人数太多，加以阻止，不料许多人竟然冲倒木栅，一拥而入，踏死一名小孩，路警拘捕了八名镇江医界领袖云。”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倒认为是一件大新闻，怪不得车抵镇江时，在站上停了好多时，不许我们行出一步。
 
我们到立法院请愿，院长胡汉民有病，由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焦易堂接见，焦公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他说：“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读通过，才能实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独行的。”后来在谈话中，我们又得到一个消息，国民政府为了要拉拢冯玉祥，特地让出一个卫生部部长的职位给冯玉祥推荐，冯氏就荐了他的心腹薛笃弼来当部长，薛氏本非卫生行政人员，对中西医并无偏袒，不料这次中央卫生会议却闹出了这件案子出来。冯玉祥军中的军医，向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冯玉祥已有电报打给薛部长，措辞严厉，责备薛氏怎会弄出这件事来，薛部长弄得很为难。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又定了好多。
 
那天整个下午到各院各部去递请愿书，只是不到卫生部，我们的意思，就是要给卫生部长薛笃弼一个“难堪”。
 
当天傍晚，我们的请愿工作，告一段落，南京医学会在金陵春酒家设宴欢迎我们五个代表，情况热烈，向所未见。席间要我们报告请愿的经过，就由谢团长致词，他首先对大家表示谢意，同时告诉他们：“我们已胜利在握，各位放心，但是在未得到批文之前，最好不要公开宣扬。”说毕，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这晚我们第一次遇到南京首席名医张简斋，他瘦弱得很，谈话的声音也极细微。他说：“我早就接到你们的电报，要我做请愿团顾问，可惜我早晨起不来，要到下午二时才能开诊，所以有负大家的好意。但是我知道中央方面竭力支持你们，你们这次的行动，绝对不会失败的。”
 
这天晚上，金陵春的菜特别丰富，一盆鱼翅大得很，我第一次吃到熊掌，还有许多烤品。据说这席的菜式，是根据清朝的大员端方宴客的菜单，所以这席菜显得既丰富而又珍贵。后来我们打听到这一席菜的代价是四十元，这是我向所未闻的高价筵席。
 
席终，南京医界领导我们到夫子庙一带游览，秦淮河干涸得很，但是还有画舫和歌女，玄武湖风景最美，令人留恋不止。我们也见识了一下。
 
8.卫生部长 折柬相邀
 
三月二十三日，我们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那时节正在举行三中全会，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我们要谒见首长，就由秘书长叶楚伧先生出来接见，叶氏与我们大家都熟稔，他说：“关于废止中医一案，是西医在中政会所提出，这是西医们的单相思，执行是要由政府来执行的，决不会有一个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他又谈到我们对中西医问题都无成见，况且政府并没有废止中医的意图，认为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认为太不成话了，最高当局曾经当面询问薛笃弼，薛氏也表示他在做卫生部部长任内，决不愿意为西医所利用。
 
我们回到了交通旅馆，约定吕筹在下午一时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主席接见的时间，可是直等到下午三时，还没有消息，忽然间有一个上海籍的人，拿了一张名片来访问谢团长，这人名片上的衔头是卫生部科长，其人姓李，自称是谢老师的老病家，坐定之后他就告诉我们，卫生部长昨天在部内等了你们一天，不见你们到来，极为失望，今天上午开三全大会，各方面对卫生部长指责很多，薛部长本来对中医向无歧见，希望你们急速到卫生部去呈递请愿书，以便薛部长对此问题有所表示，俾能减低舆论界的压力。谢老师听了这人的话，说我们还要向各方面去请愿，准备最后再到薛部长那边去礼貌一番。此人听了，带着不愉之色而去。
 
我们到工商部，要求谒见部长，由一位山西籍秘书代见，他也表示中医中药应该极力提倡，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
 
我认识李石曾，有人认识张静江，于是我们又分别拜谒这两位元老，他们透露出阎锡山已经有电报给三中全会，对中卫会废止中医的提案，表示极端反对。中央大员请薛部长从速把这件违反民意的提案打消，以免引起民间对政府的反感。此外，又透露一个消息，褚民谊已受到好多位中央委员的指责，他默然不再出声。
 
这天晚上，我们听到各方面来的消息，对我们都很有利，所以大家很高兴。晚间在药业公会的筵席上，透露了我们请愿的经过，因恐中途会横生枝节，所以说得很简单，但大家已经感到满意了。
 
到了深晚我们回旅馆，原来卫生部的李科长又来了，他手执五张请帖，邀约我们在次夕二十四日下午六时到卫生部一叙，同时他还说了好多话，都是暗示我们先去拜访和递请愿书才合礼貌，我们五人会商之下，认为再不去拜访，似乎不好意思，乃决定次日到卫生部走一次，递呈请愿书。到了卫生部由一位政务处长胡叔威代表接见，说是：“薛部长到三中全会开会，不能亲自接见，非常抱歉，请你们原谅。”
 
中午一时吕筹的电话也来了，说定即日下午四时主席召见你们五位代表，时间只有五分钟，而且为了我们晋谒便利起见，到时他开车来接。不久吕筹亲自到交通旅馆来，告诉我们说他已预备了两辆大房车，请我们即刻上车。两车缓缓而行，开了好多时间，进入中央军校，里面地方很大，又走了好久，才到达主席官邸，客厅间已坐了几位不知名的人物，他们每个人的谈话，也不过几分钟，最后轮到我们，于是吕筹就让我们进去，只见里面陈设简单，摆上了八张沙发椅。

主席见了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主席口操宁波土音的国语，见到我们都说上海话，他就改用纯粹的宁波话和我们谈话，只说了两句话：“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国药。”说罢，侍从人员已拿出主席的大氅，我们也只好告辞了，临走时他叮嘱吕筹把请愿书的批谕，从速发出。同时吩咐我们：“谒见的消息，要等批谕发表之后再透露才对。”
 
我们应邀出席卫生部之宴，薛部长对我们客气之至，说：“今天你们到来，我很高兴，同时还邀了从西北考察归来的哈定博士，来演讲考察经过，希望你们在席上讲话，不要过分攻击中卫会，陈代表你年纪最轻，驳复褚民谊的一篇文章，我也读过了，我为了要表示提倡中医中药起见，准备聘请你们之中两位为卫生部顾问，以便本部与中医界多有联络，消除隔阂。”

正在谈话时，哈定博士到了，携带着一个手提电影放映机和银幕，卫生部许多司长，都是西医出身，用英语和哈定博士谈话，谁知哈定说得一口中国话，放映电影时，他也用中国国语讲述，影片放映了两小时之久。本来卫生部排定了宴席的座位，用中菜西吃的方式，但是哈定博士很随便，他说：“我们不妨一面吃一面看，不要太拘束。”余详本书“谢利恒师情回忆”一篇。
 
吃罢之后，时间已经不早，薛笃弼极诚恳地对我们逐一寒暄，说：“我当一天部长，绝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正在说这话时，哈定博士起身告辞，我们也认为极满意，不必多事费辞，欣然向薛部长称谢而别。
 
当晚我们就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中卫会议案搁置，不再执行。请愿完全胜利，定于翌晨启程返沪，约下午五时抵达北火车站。
 
那天晚上，又由南京医界领袖在鹿鸣春酒家设宴为我们饯行，我们就把经过的详情报告了一下。
 
宴会完毕，我们商量要在南京等候批示，因公文旅行需要相当时日，何必浪费时间，于是决定派张赞臣即晚先回上海，托他带口信，说我们明天下午返抵上海，请他先通知各报记者到火车站，以便分发“请愿经过报告书”。这样决定了行踪后，正要想回到旅馆，张简斋亲自来接我们到他家里，说有好消息，同时他的汽车等在门口，我们只好坐着他的汽车都到他家去。
 
原来这位张先生烟瘾特别大，在南京他抽大烟几乎尽人皆知的，每天要在下午二时才开诊，出诊都在晚上，要到十时后才回家，这时正是他诊务完毕之时，他家住在梅花巷一间旧宅，里面的陈设一点也不讲究。
 
我们一到他家里，他就带我们进他的吸烟室，他这时已精疲力竭，倒在榻上就抽起大烟来，张梅庵和蒋文芳两人也有同好，所以都先后卧在一旁陪他抽，三筒之后，张简斋才说出这次中卫会取缔中医的议案，薛笃弼要掼纱帽不干了，当局深恐得罪了冯玉祥，不但竭力挽留，而且还下手令说卫生部西医如再干涉中医行动，以后卫生经费，政府完全不负责，因此卫生部次长等噤若寒蝉，不再发言。
 
张简斋医术很高明，南京政界中人都请他诊病，所以他说这个消息是很可靠的，我们几人暗自庆幸。这样的谈话，谈到深夜二时，谢利恒老师这时已很疲倦，我也主张回去，说这份请愿报告书还没有起草，明天如何交代，张简斋见我们还有事要办，只好着司机把我们送回旅馆，几个人倒在床上就呼呼入睡。
 
翌日清晨，南京医界中人已得到消息，知道我们这次请愿已胜利完成，并且准备搭早车返沪，所以他们特地来送行，门口有十多辆汽车，排列成行，把我们送到下关车站，为我们买了头等车票，我们就在热闹的气氛中离开了南京。
 
9.胜利返沪 摄影留念
 
在车中，我首先草拟一份“请愿经过报告书”的初稿，蒋文芳为我修改了一下，谢老师审核后认为满意，我就取出一副誊写板和油印机，写好一连印了五十份，张梅庵在旁帮忙，他对调油墨太不内行，因此我和他两人弄得双手都是油墨，脸上都沾上了!文件完成，已到上海北火车站，车站上早有医药界同道七八十位来迎接，新闻记者争先来采访，由我分发油印的报告书，许多老友都对着我大笑失声，原来我满面都是油墨，怪不得他们都笑得合不拢嘴来。
 
次日各报把我们的新闻大事登载，总算把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推翻了。
 
隔了几天，主席的批谕，才寄到上海，原文是：
 
径启者奉
　　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而保民生一案奉
　　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参考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录谕函达查照此致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代表
 
10.国民政府文官处
 
中医界中人传阅了这个批谕之后，都认为满意。但是一个坏消息，就是南京代表隋翰英积劳成疾，患了中风证，救治无效，与世长辞。我们几个请愿代表在事后，觉得人事聚散无常，该合摄一影留作纪念，因此我们又聚在南京路王开照相铺，拍了一张照，拍照时大家推谢利恒坐在中间，余人立在后面，谢老师说：“不可以，前面一定还要摆一个位子。”因此我就拉蒋文芳坐在前面。第一张照片拍好之后，谢老师又说： “对，还要拍一张，因为这次存仁弟，始终参与其事，要存仁也坐在前面拍一张。”
 
从前的人，对老师恭敬，向来不能师生并坐，当时我期期以为不可，但是大家说：“这一次，你确有坐在前面的资格。”再经老师用力一拉，我也就坐了下来，拍了这张历史性的照片。
 
中医界经过了这一次的大风暴，我们就根据在总商会开大会第一天的日期(三月十七日)，定为“国医节”，又称“三一七事件”。从此之后，年年三月十七日那一天，全国中医界都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
 
这件事结束之后，薛笃弼果然有两封公函寄到上海，聘请谢老师和我两人为卫生部顾问。
 
薛氏这一种措置，在政府的方面，将中医归纳于行政系统中，尚属创举。我生平对政治没有兴趣，除了做医生之外，别人约我开药厂，或是其他商业经营，我都无意参与，但是争取中医地位，我一向是抱定勇往直前的精神，对政令的反抗不遗余力。
 
这一次卫生部既然请我们师生两人当顾问，我提议要订国医条例，使国医有一个法定的地位，恰好那时节中央国医馆成立，副馆长施今墨要订中医的法案，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国家一定要颁布一项国医条例。”他说：“我们已有初稿，你再拟一个草案。”我说：“好。”但是我对卫生部的实际职务，是无意参加的，所以后来卫生部附设中医委员会成立，我就谢绝了没有参加。
 
国医条例的初稿拿到了南京，屡经修改，由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在立法院提出，因为那时他还兼任最高法院院长，况且他又是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他提出之后，经过三读就通过了。这时候，西医界倒着急起来，眼看着中医不但不能推翻，反而在国家的法例上有了立足点，因此，由上海西医界推出有力的代表二人，一个是牛惠生，一个是颜福庆，这两人对南京政坛人物熟悉得很，他们除了请愿之外，还谒见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汪氏写了一封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还是主张要废止中医，因为国医条例中有一项是卫生部要设立一个中医委员会，这是他们最反对的。
 
这封信，孙科就交给焦易堂看，并且要他带回去加以仔细研究，那几天中，焦氏恰巧来上海，他就把汪的原信给我看，我看了十分着急，因为此事有关中医前途，就在征得焦氏同意后，把它摄了张照片，这封信十足可以说明汪精卫对废止中医这件事是很坚持的。后来终于由政府正式公布了国医条例，卫生部也正式设立了一个中医委员会，这都是后话。
 
现在我回想这一次废止中医案，起初来势汹汹，提案写得斩钉截铁般的决定，料不到全国民众的信赖力强大，掀起了巨大无比的反抗力量来做后盾，我们的胜利就是全靠全民支持得到的，这不但是西医料不到，连我们中医界最初也想不到有这一股巨大的力量潜伏着。
 
当我们请愿时，汪精卫不在南京，只有褚民谊一个人顶着石臼做戏，所以败下阵来，他自己觉得吃力而不讨好，痛苦万分。
 
抗战军兴之后，汪精卫组织了伪南京政府，初时我很着急，怕他又要旧事重提，但是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实际上政令不行。而且在他病重时节，也曾延请中医诊视，服中国药。我待本书结束之后，续写《抗战时代生活史》的时候，再写出这一段秘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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